2024年3月底，李萍退掉在县城租住了一年的单间，和从县局级部门新借调到县委办的同事完成工作交接后，独自开车回到原乡镇政府单位。
30岁的她，是西南某省的一名乡镇公务员，负责党务工作。2022年7月入职后，转年3月，她被借调到县委办。过去一年，她时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，逐渐成为县委办秘书股的主力队员，每天处理大量文件，撰写拟办意见。只有在周末才回市里的家，陪陪五岁的女儿。
据李萍介绍，她所在的县委办，40名职工中有近一半是“借调人员”，且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。
2024年1月1日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》指出，“加大编制资源向乡镇倾斜力度，县以上机关一般不得从乡镇借调工作人员。”
年初至今，多地各级政府出台关于规范借调人员的通知后，像李萍一样来自乡镇派出单位的“借调人员”纷纷回到原单位。
“借调”由来已久，原是为补充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不足，但在施行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。
澎湃新闻采访了解，不少短期借调变成“长期占用”，被上级单位抽调人员的乡镇机关，运转压力也较大，而一些被借调的干部事实上处于借用单位和派出单位的“双重挤压”中。
“消失”的借调经历
退回原单位之前，李萍所在的县委办秘书股共有四人，股长和副股长在内，全部是借调人员。
今年年初，李萍所在地的省委组织部印发了规范借调人员的通知，通知提到：乡镇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制干部必须在乡镇满三年服务期，才能够被借调；凡是干部在驻村任职期间，不能被借调。
这是该省首次发布规范“借调”的指导意见。保险起见，借调她的县委办将未满五年服务期的乡镇借调干部全部退回。
离开县委办时，李萍主动提出不希望借调函被放入档案。 “如果没有这段借调经历，我满五年服务期就可以参加上级单位的遴选考试。”她在乡镇没有待满三年，在县委办借调的一年，她担心不计入基层服务年限。
省直机关、市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多数职位要求年龄“35周岁以下”。如果借调时间单独计算，李萍34岁时才能满足条件参加遴选，意味着她只有两次参加遴选考试的机会。
2023年，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王文杰在中部某省县委办挂职一年。5月21日，王文杰告诉澎湃新闻，他曾挂职的县委办已把借调的乡镇干部全部退回，只剩两名担任股长的借调干部，县委办给他们迅速办理了调任手续。
王文杰说，大部分长期借调的干部，实际借调时间和借调函上的期限不一致，如果没能在上级机关留用，也会影响他参与乡镇原单位的考核提拔，“那借调这段时间，相当于他个人职业生涯一段空白页。”
与此同时，由于借调干部的人事关系在原单位，工资也由原单位发放，使得他们有时要面对派出单位和借用单位工作任务的“两面夹击”，很难找到归属感。
贾梅和李萍在借调期间都不同程度参与过原单位的工作，小到乡镇领导到县里开会，负责接待，大到配合完成汇报材料。
30岁的贾梅是东南沿海某省的乡镇公务员。2017年，她本科毕业后进入老家地级市的私企上班，但企业每半年一次的末位淘汰、同事互评制度，压得她一度喘不过气。
连续考了三年后，贾梅考上乡镇公务员。2022年8月，贾梅被通知到地级市市委办督查室“跟班学习”。
被借调到市委办的前半年，贾梅感觉自己和原单位的合同工相似，承担打印、收集和汇总的工作。“当一份文件需要征求领导意见时，我负责跑腿，把文件送到领导秘书手里。”贾梅说。
在单位的OA系统里，她的权限只能联络乡镇的同事。借调期间，与市直单位的同事有业务往来，都要线下添加对方好友。直到工作两个月后，她配合发布群公告，才被拉入督查工作联络群。
督查过程中，至少要有两名督查员在场。贾梅负责拿着本子跟在正式员工后面，拍照记录。如果接受督查的部门对督查结果有异议，往往会找正式员工到会议室沟通，贾梅无需参与。
和李萍不同，贾梅从来没有争取留用的想法，因为她所在的地级市有规定，借调干部达到副科级别，才有资格从乡镇调入市直单位。
借调期间，贾梅、李萍都只拿乡镇基本工资，没有租房及生活上的补贴。借调李萍的县委办，发放节日福利相对灵活，借调干部也有份。但贾梅和多名参与过借调的干部提到，他们的节日福利是回原单位领取。
“上级机关不主动还人，下级机关难开口要人”
当时接到借调通知时，李萍内心是雀跃的。在她看来，“两办一部一委”（即党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、组织部、纪律检查委员会）是核心部门。借调的基本上是单位的“精兵强将”。自己被选中，“意味着被肯定。”
硕士毕业后，李萍结婚生子，一边带孩子一边备考。2022年7月，女儿3岁时，她考上乡镇公务员。与同期入职的同事相比，她28岁，没有工作经验，“并不占优势”。
但县委办负责借调人员选拔的领导在新录用公务员名单中看中了她——她是乡镇岗位上少有的研究生，领导得知她的工作能力不错，便对她进行了面试考察。
根据《公务员法》有关规定，新录用的乡镇公务员在乡镇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(含试用期)。公务员服务期届满，才可以参加上级机关的遴选考试。
李萍提到，他们的晋升，除了参加遴选考试，就是在乡镇获得提拔。借调到上级机关核心部门，更有机会晋升。
贾梅也赞同李萍的说法。在她看来，在乡镇被提拔的机会并不多。2021年7月入职，她刚好赶上“换届年”（乡镇政府5年换届一次）。她发现，乡镇政府的16名副科级领导，由乡镇提拔上来的只占2人，其余14人均从市局、区以及其他乡镇调入。
据王文杰观察，借调人员普遍有两种心态：一种是政治激励效应，基层干部借调到上级机关，工作动力更强。另一种是发现没有留用机会后，评优和晋升机会也减少，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受挫。
自1993年10月，国内开始推行公务员制度以来，借调人员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。在王文杰看来，借调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人才交流和公务协助方式，存在一定合理性，是上下级机关的一种沟通方式。
到了2006年1月1日，《公务员法》正式实施，各地也开始规范借调人员。
2021年9月，河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王明钦在《经济参考报》发表文章《借调乱象几时休？》，他提到，借调之“乱”的根本原因在于，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编制结构未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进行适时调整，导致工作和人员不匹配，只能靠借调来完成任务。
王文杰挂职的县委办，总共有20多个行政编制，借调人员占三分之一，7个科室平均有2人左右承担具体工作，议事协调机构和领导小组也需要有专人负责。“一旦有新的治理事务，县级单位从乡镇‘借调’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是最直接的招人方式。”
但事实上，由于上下级机关的不对等，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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